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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序言&《学术之光 依然闪烁》:一篇序言中的学术史、感情史与生命史

这一篇序言,既是学术史,又有感情史,但终归,是生命史。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必然要关注中美外交历史的相关著述,但面对其他学科的著作总有点“隔岸观火"的意思,多半只是尝试读懂内容,对其背后的学人学术史远不像对本学科那么留意。而在诸多关于中美外交史的参考书中,我对《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一书印象颇深,更由于作者与业界一位知名馆长同名,自然而然记住“任东来”先生的名字,大约知道他是我国最早的美国史博士,但也仅此而已。前两天逛学而优书店,看到他有一本新出的《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以为是后续研究,毫不犹豫买了回来。

今晚得空翻阅,没想到只看序言,情绪便已一波三折。这一篇序言由任东来先生的妻子,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副教授吴耘所撰。刚看开头发现这并非新作,只是增补,略为失望,又纳闷,怎么一本学术著作,由妻子来作序?看罢之后,才知道自己无知。而这一篇序言,既是学术史,又有感情史,但终归,是生命史。

该文曾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三期,特转录如下。如有冒犯或有版权异议,无条件删除。

《学术之光 依然闪烁》

吴耘

东来的《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是在已故美国史泰斗杨生茂教授指导下于1988年完成的,也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制度后完成的第一篇美国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陶文钊先生等学界师友的关怀下,曾以《争吵不休的伙伴——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现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但仍不时有年轻的朋友询问此书。故当东来的好友杨玉圣教授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以《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题再版时,我觉得无论是为了怀念英年早逝的东来,还是为了读者阅读便利、促进学术交流,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东来的这本专著,浓缩了他的学习、研究、生活和工作,也体现了美国史研究领域前辈们对他的栽培和提携。因此,我很赞同玉圣的建议,将此书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

与1995年版相比,本版除书名做了微调外,还增加了东来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一篇关于该时期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币制改革的专题论文、东来当年接受其弟子胡晓进博士的一篇访谈。在这篇访谈中,东来比较全面地回顾和反思了其求学、教学尤其是他的学术心路历程,或可供读者阅读时作为参考。

1985—1988年,东来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一年、访问半年,最后一个学期回到南开。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留在杨先生身边做访问研究,为时半年。2018年,是我们相识三十周年,也是他获得博士学位三十周年。然而,当此博士论文新版之时,我们的相知相恋、相依相伴,往事历历又萦绕心头,一切恍如隔世,又仿佛还是昨曰。

东来的博士论文和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有着深厚的渊源。作为该中心第一届学员( 1986— 1987年 ),他原计划在这一学年里充分利用该中心得天独厚的英文研究文献资源,完成博士论文写作。不料,因选修的都是美方教授主持的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课程,有大量的英文阅读和写作,故无暇顾及毕业论文写作,只能利用各个假期搜集整理资料。当十个月的课程项目结束后,征得杨先生同意,东来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重返中心,完成博士论文。除了撰写博士论文之外,他还参与了先生主持的《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 1989 )》的编写工作。在这期间,杨先生与东来围绕着如何编撰教材、如何写成一篇高水平的博士学术论文,有大量来往信函。杨先生告诫东来,写作一定要在充分阅览资料的基础之上。老一代学人追求完美,甚至对稿纸的使用、漫画图片的挑选、参考目录的编写,都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一封封亲笔书信,透出杨先生对学术的严谨,对于后辈的提携、关心,令人动容,令人赞叹,令人神往。所有这些文字,都没有高腔大调,先生就是这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东来的治学品格。

再说具体一点,在东来博士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杨先生总会及时来函给出意见。如对于结论部分,杨先生指出:结论一定要言之有理,不必虚设,更不必故作惊人之语。在杨先生看来,结论应当有学术价值,而不能鸡毛蒜皮、人云亦云。当论文接近杀青之时,杨先生又寄来一函,建议东来一定要格外注意前人的卓越研究(其中特别提到了陶文钊先生和丁名楠先生 )。杨先生再次强调:从组织字句到书写字迹,均应精益求精,小心翼翼,脚注也须规范化—— 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字而都是手写。

我与东来的结识和相恋也是在这一时期。1988年 3月 ,是东来结束在南京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回到南开、完成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来 自不同系科的他和我,机 缘巧合,选了同一门法语课。我在本科时选修过法语,本该进入高层次班级,因为偷懒,便选了基础班,享受驾轻就熟之感。前两次课,我和师姐一起,未留意到别的同学。当时还时兴交谊舞会,3月中旬,正值博士生会组织联欢,我约了在我代课的英语班级的几位体育特长生前往。刚跨进简陋的“舞厅”之时,我兀然见一人,正埋头扫地,低标号的水泥地被扫得尘土飞扬。此人就是东来。

那晚最后一支舞,是东来请我跳的。他问我:“你是何老师法语班?”由于前两次课,我没有注意其他同学,故心里一愣,反问他是如何知道的。东来说他也在那个班,还 问 我是哪个专业的博士(二外是博士生必修课 )?我说我在旅游系读硕士,二外也是必修课。他随即介绍了自己姓甚名谁,眉飞色舞地说刚从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回来。原来他自己法语基础差,很自然地注意到法语发音比较好的我。那晚他看到我进了舞厅之后,赶紧扫地来掩饰内心的激动。这次舞会上的邂逅,让我注意到了法语课上的东来。下午的法语课,他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老老实实地坐在第一排。法语老师习惯从前往后点学生朗读课文,他总是第一个被叫到,百般无奈地把法语当成英语来读。有一天,他得知五一假期我将去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查阅资料,主动提出给我写几封介绍函,约我临行前到他宿舍取。启程前一晚,我来到他在六楼的宿舍。他拿出几本影集介绍中心的师生和那里的生活。时间静静地流消,东来兴奋地翻弄着影集,修长的手指在页面上滑动。4月底的晚风徐徐,轻轻拂起浅蓝色窗帘,荡起我们心 中 的 圈 圈 涟漪。“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般美好,应该就是我们的“初见”吧。

结束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之行后不久,东来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宿舍门口,请我去体育馆听摇滚音乐会。返回校园的路上,他自豪地介绍起导师杨生茂先生和自己的研究方向,踌躇满志,神采飞扬,说话带笑。他告诉我,博士论文已近尾声,导师基本满意。此时的结尾工作就是校对注释和书目,然后交付打印。等待打印稿的空闲日子,他会去跳舞,看录像,有时也约上我。5月底,他拿到打印稿,请我帮忙校对英文部分,我很快完成了校对。当时,我对于抗战的了解比较片面,对内容非常陌生,只记住了摩根索 ( Morgenthau )、史 迪 威 ( Stilwell )、马 歇 尔 ( Marshall) 等一串相关之人和相关之事。

也就在此期间,杨先生出差从外地返回天津,东来约我一起去火车站接站。东来说:“我这位导师虽然是从美国回来,学问深厚,但看上去很朴实,有点像农民。”那天见到杨先生,确如他所描述,穿着朴素,但终究“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能察觉到先生略微有些发福的身躯里的学者神韵。杨先生笑容慈祥,眼神无比温暖,让人感到安心。我有幸认识先生,倾听师生谈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更多还是东来说话,先生颔首微笑,让我觉得从美国史研究圈外站到 了 圈内的边边上。

6月底,博士论文毕业答辩如期举行,东来邀请我去旁听。答辩地点就安排在南开历史所一间简朴的小会议室,门的左侧还有两只贴墙而立的简易书架。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围着长方形会议桌就坐。他们是杨生茂先生、丁则民先生、刘绪贻先生和冯承柏先生。杨先生的硕士、现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徐国琦博士担任秘书。据国琦回忆,委员会成员还有张友伦先生。

这场答辩,除了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学生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居然没有其他旁听者。各位教授对论文不吝美言,我听了心花怒放。只有冯先生格外严谨,对论文提 出 了 多条意见,指出哪一页哪一行有个什么小错误。我听了心中不悦,也担心东来不能接受,便给他投去一个灿烂的微笑。若干年后,东来也成为博导,在招生面试和学生答辩时,发问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东来博士毕业后,先后和我来到南京大学任教。女儿出生前,我的课时减少,那时也还没有电脑,一大乐趣就是在方格稿纸上为他誊写稿件。我伏在陋室里的折叠饭桌上,不自觉地弓起背部,埋头疾书。时间稍长,腹中小生命的胳膊和腿便会四下伸展,“提醒”我挺直背部。东来下班回家后,常为我讲述二战故事,极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史迪威、摩根索和顾维均这些名字,渐渐地不再陌生而无趣,我为中国远征军将士丧身野人山而唏嘘不已,对飞越驼峰航线运送抗战物资的勇士们深怀敬意,为二十万军民以血肉之躯修筑滇缅公路的壮烈而感动。

在学术道路上,东来不仅有杨先生耳提面命、悉心指点,而且还极为幸运地得到美国史前辈和同仁们的无私指导和帮助。博士论文原本有机会纳入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复旦汪熙教授还专门为之作序。后因故搁浅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时任副所长的陶文钊研究员,热心为东来的博士论文出版而奔波,终于联系上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陶先生的这封信中,为推动学术进步的殷殷之心,令人感怀:

东来:

夏天来信早悉。接信后我便去找社科文献出版社,结果他们不愿意出,原 因两条:1 .资助6000元太少;2 .现在出版总署书号控制很严,所以他们出 书要挑得严些。本书20万字,出 了 也不会造成轰动效应。无奈,只好想别的办法。我上信中提到我跟杨奎松、王健朗写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已答应给广西师大出版社,该社打算出一整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并已出了 几种,出 版社打算补贴200万元,希望能创出社会效益。他们正好来约我们写外交的书,我们就答应了 。其实,他们早就约我写一本中美关系的书,我说,我已写了一本,不能自己重复自己,至今,中美关系这个题目还无人写,我就推荐了你的书稿。有一位同志,叫侯样祥,也是个年轻人,原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现在到了 《文化报》,他是这套丛书的副主编,因此书的作者多半是北京的,所以许多工作实际是他在做。他问我书稿在不在手头,我说 ,不在手头,但我这里有他的论文。于是他把论文要去看了。其间催他几次。最近他回话说,论文读过,内容很好,但粗糙些。我说,论文赶时间,来不及精雕细刻,估计那些问题在书稿中都会得到解决。于是他原则上同意接受此书,并请尽快把书稿寄来,同时准备适当图片。如果你同意,请即让你妻子把书稿寄到我处。寄近代史所地址为好。

即问

近安!

陶文钊 (1990 ? )8.31

有了出版单位接受之后,东来还要进行一些相应修改,以达到出版的规范和标准。90年代初,教育部有项特定政策,即35岁以下无基层工作经验的青年教师须下乡锻炼,方能有出国或晋升资格。东来此时被安排在江苏省江阴县南闸镇某皮件工厂,给意大利专家做翻译,他计划利用下乡这段时间修改书稿。未料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初创阶段的乡镇企业管理尚不规范,常惹得专家发火。工人不懂英文,专家便对着东来撒气。东来觉得自尊受到伤害而感到沮丧。到了晚上,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乡下环境虽然恬静,却一看书就犯困,无法按计划修改书稿。

当时还只是周末休息一天的每周六天工作制,可爱的女儿刚满周岁,东来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阶段,努力争取每两周从乡下回来一天。同时,他集中注意力,将修改书稿放在工作日的晚上。进展顺利时,他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剪剪裁裁,再写一些。速度还算快。”到了厂里放农忙假的6月中旬,他有了两天时间集中修改了书稿,匆匆写下简短前言。作为《抗日战争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但好事多磨,直到1995年才面世。当他兴冲冲地把新书拿到我面前的时候,已是1996年年初了。

玉圣多年后还认为:这本书是东来的学术代表作,也是美国史博士论文的典范之作。不过,看到这本书,我更多地想到皮鞋厂,想到他风尘仆仆回家看望我们,想到他陪专家看病,趁其在医院挂水时也要给我手书一封。江阴飞鸿,提到书稿的地方并不多,更多是分享女儿成长的喜悦和讲一些鞋厂的趣事。此刻,他是慈父,是关心妻子的丈夫,我几乎忘了他还是一位学者。

到了上个世纪末,东来对美国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转向美国宪政研究,但对于中美抗日同盟的研究,在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009年初,他仍在凤凰卫视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制作的系列节目中接受采访。选修他课程的国际学生,几乎都曾在他的带领下参观过位于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墓,听他满怀激情地介绍中、美、苏飞行员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故事。他还分别领着女儿和她的同学、我和我的母亲,在松涛掩映的公墓,穿行于庄严肃穆的雕塑和石碑间。夏日午后,他拎着黄色的大水杯,伴随着阵阵蝉鸣,凝视着烈士雕像,那情景如同石碑上的文字,深深地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2013年 5月 2 日,东来在52岁生日前两天,永远地离开了我。十一黄金周,玉圣专程来宁看我,复印了东来保存的一些书信。我依旧沉浸在悲苦中,喋喋不休地讲述往事。玉圣用手比划着说:“你写下来,不要管修辞,不要管句法。”他认真地告诉我,学者有两种生命形态,一是肉身生命,一是学术生命。学术生命通过学术作品和弟子而得以延续,学术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确,作为学者任东来的妻子,陪伴他一路走来,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永恒意义,就像著名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 Archibald Maclelsh ) 的那句小诗:诗非意义 ,而是 存在 (A poem should not mean, but be ),东来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学术生命还在延续。在有限的人生历程中,他一直在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这种平凡而不庸俗、充实而有光辉的短暂一生,也证明了只有当智慧之光普照世界之时,我们方能会因真理而得自由。

我特别感动的是,在东来不幸英年而逝后,李剑鸣教授和玉圣教授等学界友人一直关心他的成果总结与出版。在东来逝世周年之时,出版了《有厚度的学术人生—— 任东来教授追思集》和《读书的学问—— 任东来教授书评集》。近几年来,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我注意到媒体对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奋勇抗战的那段历史的报道,更加多维度,也更加丰富多彩。欣慰之余,我也不免怅惘。我和女儿谈起,如果爸爸在,他又会教给我们怎样的知识?还是重述中国远征军野人山撤退的悲壮?

2018年,东来和我相识三十周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三十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五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玉圣又费心将本书以精准的方式新版,让东来三十年前对于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的研究再现于世,展现抗战历史的多元画面和多维视角。我深深地感谢玉圣,他以此方式延长着东来的学术生命,让他的学术之光依然闪烁,让他的学术之魂伴我余生。无论是对于天上的东来,还是对于我和我们的宝贝女儿,无疑都是极大的慰藉。希望此书对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既往五年,我没有勇气再翻阅那些围绕这部书稿的来往书信,后记也是一拖再拖,断断续续,写得苦涩悲痛。为了核实信息、完成记忆碎片的拼图,我不得不查阅信件和日记,感受他的缱绻爱意和无限柔情,我的泪水夺眶 而 出 。我生怕打湿单薄的旧信纸,晕染了字迹,便不断起身,找些分神的事来做。

我还要感谢东来的弟子们,把对老师的爱戴延伸到我的身上,五年来始终温情地陪伴我。李丹博士偕同先生和张庆熠博士,帮我整理东来留下的书籍。于英红专程从杭州来宁,与王娟娟、邱美荣一起陪我整理信件。江振春博士把东来与杨先生的通信进行了完整的扫描。我悲痛急需抒发之时,总可以拨通在上海工作的美荣的电话。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的胡晓进博士,一直把我当成亲人一般,关心备至。去年9月 ,在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我们聊起往事,晓进问我,愿不愿意为此书再版写一篇后记。我说,从来没有写过此类文章,不知如何下笔。晓进鼓励我,就 把你讲的这些写下来就很好。晓进和胡美还不辞辛苦,负责书稿的录入工作。没有第一版的电子文稿,书稿的录入,特别是文献部分,尤为繁琐。我在感激之余,又深感不安,因为晓进忙于学术,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希望不要给他增添太多负担。

对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尤其是张晓莉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暨县域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树忠教授的大力支持,我本人也一直深怀感恩之心。谨此表达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二零一八年农历新年之际于南京

(本文系作者为任东来著《美援与中美抗曰同盟》新版所写的序。该书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系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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