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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乾隆帝为何要一意孤行拒谏南巡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乾隆南巡图》(局部) (图源网络)
乾隆为何一意孤行拒谏南巡
自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在33年间前后六次南巡。对乾隆帝的南巡,朝廷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献媚者大唱

原标题:揭秘乾隆帝为何要一意孤行拒谏南巡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乾隆南巡图》(局部) (图源网络)

乾隆为何一意孤行拒谏南巡

自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在33年间前后六次南巡。对乾隆帝的南巡,朝廷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献媚者大唱赞歌,一些敢言者则谏阻南巡,为此激起了一次次不小的风波。

乾隆十五年(1750),就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为乾隆首次南巡做准备时,监察御史钱琦上疏,提醒乾隆皇帝注意,各地为此已铺张甚重。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其实,早在数年前,沿途官员为迎接乾隆帝首次南巡,早已调拨夫役,对康熙皇帝时的南巡行宫一一修葺。同时又在行宫之间添设尖营,以供乾隆帝一行中途休息。首次南巡的准备工作早一年就着手进行,由一位亲王督办此事,勘察路线,整修名胜,兴建行宫。仅仅为了接待这些先导“钦差”大人,所过州县“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着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余“。

虽然南巡前皇帝告诫地方:“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是沿途地方官吏深知乾隆讲究排场玩乐,于是争相逢迎,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各种名肴特产,更乘机向百姓敲诈勒索,大饱私囊,搞得民间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与此同时,南巡所用随驾马匹五六千,乳牛和膳羊各上千,也先后由京师运往巡幸各地。乾隆对地方官吏的奉承献媚,不仅不加阻止,反而重金奖励,凡建有行宫的,各“赏银二万两充用”。

对钱琦的劝谏,乾隆不仅听不进去,反而百般辩解,并对钱琦大加训斥。乾隆说:“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阌茸不堪之员,以办差为苦者,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势所必有”,“今向导一过,即云惨淡经营若此,明年朕驾亲临,又当如何?朕甫下诏南巡,即已若此,当年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省,又当如何?”

乾隆的辩解理由有二。其一,他南巡的理由充足,圣祖仁皇帝也是六次南巡,朕为何巡不得?!其二,所谓“意见”,都是那些以准备朕南巡为“苦差”的官员在造谣生事。乾隆的辩解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否支持他南巡以及“办差”是否积极,都是对皇上态度的大问题。大帽子一扣,钱琦还敢说什么!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乾隆帝侍奉皇太后从京城启驾,随驾人员有后妃、皇子、公主,有满、汉文武大臣,有护卫兵弁,还有厮养跟役,总数不下两千人。一路之上浩浩荡荡,如同迁都一样。进入山东境内,地方官员一律朝服接驾,耆民老妇、绅衿生监排列跪伏,就连八十岁以上的老民老妇也要身着黄布外褂、手执高香跪候圣驾。进入扬州、苏州等风景优美的城市,则弃舟登岸,游山玩水。沿途各处行宫的陈设极为豪华,甚至连痰盂、溺器也都是由银匠精心打制而成。巡幸途中,乾隆帝还随心所欲普加赏赐,动辄就是成千上万。

因为乾隆帝南巡过于糜费且扰民尤甚,故有的官员不愿为虎作伥而告病去职,有的官员如沈廷芳、金溶、和其衷、钱琦、杭世骏、尹会一和顾栋高等人先后上言谏阻,希望乾隆帝停止南巡。然而,乾隆却大为恼火,“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

原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在杭州接驾后,见南巡靡费甚重,便上奏道:“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于百姓。”乾隆帝大怒,命置重典,幸亏侍郎观宝谏免,方赦回乡里。江苏学政尹会一视学江苏后,上奏道:“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帝对其严厉斥责说:“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侍读学士纪昀曾好言对乾隆帝说:“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乾隆帝勃然大怒,当面训斥说:“朕以汝文学尚优,故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此言刻毒甚矣,竟将大学士纪晓岚骂成倡优!

乾隆帝还在一些谕旨中,多次把谏阻南巡的官员比做奸佞小人,不是严词训斥,就是革职贬官。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文字狱案中,他还将胡中藻诗中的“穆王车马走不停”作为讽刺自己巡幸的罪证,而对其予以严厉制裁。在乾隆帝的强力压制下,再也无人个直言进谏了,大批官员都是一味迎合上意,而奢靡之风也就愈演愈烈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第五次南巡,沿途官员竞相铺张达到顶峰。直隶新城县委迎驾,“别设十层鳌山爆灯”,以备皇上临时点故。保定更是铺张,“众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炫采,横亘数十里,店铺之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待至杭州,浙江巡抚王亶望早已不惜巨金,“添建屋宇,点缀灯彩”,把个杭州城装饰得像人间天堂一般。

《乾隆南巡图》(局部拼图)

其实,乾隆标榜“法祖省方”为名的挥霍享乐为主的巡幸活动,还不止六次南巡。自乾隆六年(1741)秋狝木兰,乾隆八年(1743)东巡盛京,乾隆皇帝开始了他一生中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乾隆八年首次巡幸盛京时,“凡沿途驻跸之地需用水浆,须凿井数十;辇道两旁,复筑扈从臣工径路。经过道路,不能耕种”。乾隆十三年(1748)冬巡曲阜,正值山东遭灾,饿殍遍野,而山东巡抚阿里衮却置灾民赈恤于不顾,一心筹办巡幸事,以致怨声载道。

乾隆为何拒绝劝谏,一意孤行六次南巡?当然与他标榜“法祖省方”,以表孝心,观民察吏,加强统治等政治考量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沉醉在“康乾盛世”的业绩之中,以至于不惜强权打压不同意见以粉饰太平。乾隆帝无疑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皇帝,曾致力于国内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六次南巡,在政治上有过积极作用,但因过于糜费且扰民尤甚而招致民怨。乾隆晚年以自我为中心,闭目塞听,讳疾忌医。对于任何胆敢怀疑自己缔造的盛世局面的进言,他动辄打压,造成言路闭塞。六次南巡期间,乾隆对持不同意见的直言谏阻官员恣意打压,便是一例。

好在乾隆晚年对他的六次南巡之过有所悔悟,他对身边的大臣曾说过:“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虽然乾隆对他六十年执政成绩过于自满,但对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之过有所认错,并阻止后代南巡,还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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